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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补偿机制来确保公正，同时增加行政措施的合理性。

[22] 非官员甚至非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也可能因为议题的公共性而受到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因此，罗森指出，隐私的核心价值之一是保护个人不会因为在一个世界中的短暂一瞥而被脱离语境地错误界定与评判。

上文的分析表明，保护个人信息其实并不是保护个人信息本身，而是通过保护个人信息来保护其他权益，这就是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权利不能成立的原因，也是为什么需要对个人信息采取行为主义规制进路的原因。[18]而欧盟的《条例》进一步赋予了个体以数据被遗忘权携带权等新型权利，进一步强化了个体对于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的控制权。以欧盟为例，在《欧盟数据保护指令》(95/46/EC)指令生效期间，负责解释该《指令》的第29条数据保护工作组(The Article 29 Working Party)就不断发布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具体指引，这些指引常常结合具体场景来对《指令》中所规定的各种权利与责任进行解释，事实上提供了一种行为主义的合规指引与执法指引。[20]以言论的角度看待个人信息，这似乎误解了言论自由的目的，不恰当地扩大了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范围。对此可以结合公法上的言论自由理论进行分析。

相比起基本权利的进路，这种保护方式并不试图对个人信息进行确权。[40]在这个意义上，很难说隐私权是一种完全个体主义的基本权利，如果简单将个人信息保护中的隐私权上升为一种个体主义的基本权利，那就忽视了隐私权背后的社群利益与社群规范。巴基斯坦宪法第232条第1款规定：如果总统认为，由于战争或者外来侵略或者省政府无力控制的内部动乱，而出现威胁巴基斯坦或其任何部分安全的严重紧急情况，有权发表公告宣布紧急状态。

[30] 四是对某些权利给予绝对保护。建立制约机制，防止确认权的滥用。规制紧急行政权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同时要注意各种价值的平衡。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方式。

例如，军事管制和戒严在相当多的国家应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宣布和确认，一般不单独授予行政机关宣布军事管制和戒严之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临时宪法第113条规定：在最高委员会闭会期间，如因刻不容缓的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颁布联邦法律，联邦总统和部长会议可以法令形式共同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必要的法律。

制定全国或地方应急预案。综合世界各国的经验，紧急行政权的法治化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的： 一是通过宪法对行政机关给予概括的授权，从而将紧急行政权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并通过对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司法机关紧急权的授予，设定重大紧急行政权的行使程序以制约紧急行政权的行使，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相关内容的规定，所不同的是有的规定比较详尽（用专章加以规定），有的规定比较简略（用专门条款加以规定）。紧急状态的确认事关国民的基本权利，必须进行程序控制，即紧急状态的确认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或正当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确认不具有法律效力。而要这样做，就可能改变正常的法律秩序，违背既定的或常态下的法治原则，限制或停止公民的某些权利。

军事管制的突出特征是接管，即凡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域和单位，军事当局行使各种地方国家行政权、司法权和其他权力，[11]社会生活军事化。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宪法第90条规定：共和国委员会主席在征得共和国委员会、内阁和协商会议同意后，得宣布国家进入战争或紧急状态，接受停战或媾和。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权，要动员组织人民战胜灾害、消除危机是不可想象的。强调程序的快捷，以防贻误时机。

经过6年研究，起草了《国际法协会紧急状态下人权准则巴黎最低标准》。从涉及的地域范围看，动员可分为全国总动员和局部地区动员。

（五）用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司法机关的紧急权限制、制约紧急行政权 为了防止紧急行政权的滥用，有必要用用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和司法机关的紧急权限制、制约紧急行政权。但戒严并不仅仅适用于军事管制期间，在出现大规模暴力行动、正常的宪法和法律手段无法维持秩序时，特定的机关或个人也可请求军队协助进行戒严，戒严时军事当局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并不直接领导和指挥国家机构和社会管理，一旦大规模暴力行动消失，军事当局的使命即告完成。

（七）确定人权保护的最低标准以确定紧急行政权的行使边界 任何紧急应对措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国民的义务、限制或停止国民一定的权利。如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医疗卫生人员给予适当补助和保健津贴，对做出贡献的给予表扬和奖励，对致病、致残、死亡人员按规定给予补助和抚恤。受教育的权利不受侵犯。如孟加拉国宪法第141条（丙）规定，在紧急状态公告令实施期间，总统可发布命令宣布，在紧急状态公告令生效期间或命令中指出的较短时期内，中止公民基本权利。适用军事管制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紧急状态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各国对紧急状态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

从紧急状态所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看，紧急状态可分为内部与外部的紧急状态，个别紧急状态与公共紧急状态，中央紧急状态与地方紧急状态，局部紧急状态、全国紧急状态与国际紧急状态。如韩国戒严法规定，从宣布非常戒严时起，戒严司令官掌管戒严区内的一切行政和司法事务。

经该协会人权执行委员会两年的研究和修改后，国际法协会于1984年通过并公布了这一文件。有权机关或个人可以变更、撤销或终止非法或不合理的确认，但一般不否定已经产生的法律效果。

三是赋予公民提出诉愿和诉讼的权利。《美洲人权公约》还规定不得中止保障公民家庭的权利、姓名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国籍的权利和参加政府的权利。

国家存在的基本或最大的理由是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当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有义务采取可能采取的手段给予救济。[21]行政机关通常不具有最终的确认权（需国家元首或立法机关的同意、确认或批准）。宵禁是为了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禁止居民在夜晚某一段时间外出活动，或在夜晚采取特别许可证通行制度。即使从1628年英国通过权利请愿书对戒严加以规定开始计算，也经历了375年的时间。

通过以上规范途径，规定了在紧急状态时期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紧急状态法治化的宪法和法律基础。孟加拉国宪法第141条(丙)规定：1.在紧急状态公告令实施期间，总统可发布命令宣布，在紧急状态公告令生效期间或命令中指出的较短时间内，中止要求任何法院实施命令中指出的本宪法第三章赋予的基本权利的权利和中止任何法院为实施上述基本权利而审理的一切未决诉讼。

紧急状态下的征调和征用，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和即时性。禁止以威胁或强迫手段获取被告或他人的供词、证词和其他材料。

如法国紧急状态法第7条规定，凡依法受到紧急处置措施羁束的人，可以要求撤销该项措施。西班牙宪法规定，戒严状态的宣布，要由众议院批准，并由众议院宣布。

如塞浦路斯宪法第183条第2款规定。建立有关报告和公布制度。再如韩国戒严法规定，为执行戒严任务，成立戒严司令部，由戒严司令官总负责。非正常程式下宣布戒严的程序在形势紧急时，经行政院的呈请，总统可直接依法宣布戒严，但须于宣布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果立法院正处于休会期间，应于复会时即提交追认。

如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根据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的需要，可以对食物和水源采取控制措施。1988年8月10日，缅甸首都仰光军区司令发布的戒严令规定：（1）即日起在仰光地区实行宵禁（从上午8:00至下午4:00）。

明确规定紧急状态的确认主体。（3）正常的行政和司法手段不足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秩序，不能有效地消除紧急危险事态。

四是秩序的非正常性，即已严重影响到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或使国家机关不能正常地行使权力。上述宣布紧急状态的公告都应明确规定紧急状态期间须予中止执行的条款。